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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《外交学者》杂志网站2月15日发表了题为《哪有什么军备竞赛？亚洲为何不是1913年的欧洲？》的署名文章，作者英国海军历史学家杰弗里·蒂尔在文章中指出，军备竞赛，不管是海军的还是其他类型的，名声都不好，通常被视为是对国际关系现状的军事表达和后果。但是，也可能自发地形成一种势头——浪费钱财，加剧本已紧张的国家间关系，并危及整个地区的稳定。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醒人们，军队应该反映国家政策，而军备竞赛者则不然，它们决定政策。而且，它们似乎往往会加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。 文章指出，在亚太地区，许多媒体和专家担心海上军备竞赛正在形成，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忧心忡忡。个中原因不难理解——不管是马来西亚的“鲉鱼”级潜艇、越南的“基洛”级潜艇、印度史无前例的海军建设计划，还是中国的新航母“辽宁舰”及其“航母杀手”反舰弹道导弹，该地区的海军现代化造成的影响，即使不一定是总体数量增加，那至少是海军的攻防能力有了显著提升。 这一切真的正在演变成形式上(可能还有后果上)类似于“无畏”级战列舰竞赛的那种海军军备竞赛吗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英国和德国之间出现了“无畏”级战列舰军备竞赛。如果是这样，亚太地区发生的军备竞赛后果可能有多严重？ 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如何定义海军军备竞赛，不过一战前的欧洲与现在的形势有很大区别。最明显的是，当今亚洲国家用于国防的国家财力所占比例远低于一战前的英国、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——当然也有一些例外，比如中国、新加坡和印度。总的来说，海军武器装备的技术进步比一个世纪前慢很多，整个地区的武器采购计划是渐进递增的，是深思熟虑的，技术变革的决定性程度在降低。很难想象，现在的一艘大型军舰，会像英国的“无敌”号战列巡洋舰那样在1909年开始服役时是最先进的，而仅仅7年后的1916年，在日德兰海战中被击沉时它已变得过时落伍了。 与那时相比，现在的技术变革更加稳妥，而随着不对称技术/政治/法律选项和战略的出现，对敌人保持优势的重要性变得更具争议性。关键是，现在很少有国家领导人、外交官甚或海军官兵大谈军备竞赛，而且他们肯定不以有“搞”军备竞赛的需要来证明自己。相反，决策者们极力避免公开指明他们需要对付的潜在敌人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不是这样，那时的一些政治人物毫不犹豫地挑明谁是敌人，并警告说在军事上落后于敌人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相反，当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承认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，并警告人们说，如果不制止军备竞赛，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。尤其在1909—1912年间，大祸临头的气氛弥漫，其原因不言而喻。(参考消息网）